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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面子與調解藝術
發布時間: 2010/4/6 19:55:00 被閱覽數: 6290 次 來源:2009年全省“人民法官為人民”征文比賽獲獎作品
 
謝銳勤
      小時候經常聽外公講他出去催討欠款的一些趣事。外公在村尾開了個農藥化肥店,村民每天經過他店去干農活的時候,總是需要買點東西。久而久之,一些收成不好的,或家庭困難的,或人品不好耍賴的就欠下了從幾十元到幾千元不等的錢,時間從三五月到十多年不等。外公每到春節前幾天,總要騎上自行車到欠錢的各戶人家去催討欠款,也就經常遇到了各種事情。
      有一些人家,如果外公一進去就熱情招待,噓寒問暖、燒水泡茶、買菜做飯的,外公往往就不好意思開口討錢;即使開了口,他們稍微表明了家庭困難的,即使他經濟還可以的,也往往都不好意思再討了。畢竟吃人家的嘴短嘛,因此也就有的一欠就十多年了,雖然可能也就是幾百元而已。有一些人家,知道外公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就沒有好的笑容也沒有好的招待,這些人家往往外公就狠得下心催討;如果對方有意耍賴的,外公就會從道德論證到法律,但這往往對方不是很買賬。外公如果也向對方訴苦,把自己講得好像是欠錢人一樣,反而就有好的效果,欠錢能夠順利的還上。
      外公的催討欠款藝術其實就是鄉村社會中人情、面子機制在發生作用。雖然人情、面子機制往往發生在熟人社會,但我發現,其實在法院調解這種半熟人社會或陌生人社會也能夠發生作用。
      在調解中,如果被告方態度很好、語言恭敬的,往往就能夠獲得原告方的諒解,使得原告降低賠償請求數額,甚至與被告稱兄道弟。因為被告方傳遞出的是友好的信息,給原告方足夠的人情和面子,而原告方居于受到這種高度的“尊重”,也會在賠償數額和人際關系上予以對方一定的回報。我曾經在《人民法院報》看過這樣的一個報道:有一對貧苦夫婦在駕駛拖拉機的時候,把隔壁村的一個老婦人撞成殘疾,調解后,他變賣完自己的家產,無數次登門道歉,不但獲得了老婦人及其家人的諒解,而且最后還做了老婦人的干兒子女兒。
      在我自身的調解案件中,我也遇到過這樣的案例。有一對青年男女是原被告雙方,但他們幾乎是手拖手的來到法庭,請求給他們出具一個調解書。原來小伙子是肇事司機,而女孩是受害者,小伙子撞傷女孩后,不但支付了所有的醫療費及相關費用,而且經常獨自守在醫院照顧女孩,難怪他們兩人的眼神和語言中透露出曖昧的氣息。言語中,女孩不但沒有絲毫責怪小伙子的意思,而且還請求我們快點給他出具調解書,好讓小伙子去保險公司理賠。還有一對中年男子,也幾乎是稱兄道弟的來到法庭請求調解,可以看出他們在出事故后的關系一直都處理得不錯。
      俗話說:人活臉,樹活皮。人一般不會拒絕來自他人的好意,而如果不顧他人的好意,可能會把自己置于尷尬的境地,給他人留下不近人情的印象。而這種人情和面子在調解中大有裨益,它不但緩解雙方的緊張局面,而且往往還能夠達成雙方都滿意的方案。
      調解中,如果原告態度很好、言語得體的,同樣能夠得到對方的高度認可,因為沒有得理不饒人的氣勢,也顯示了對對方的尊重。原告方往往在案件中具有道德優勢,但這種優勢一旦不顧忌對方的人情和臉面的時候,也往往會受到對方同樣的惡劣對待。因為大家都處在同一個道德平臺上,“對”與“錯”都有一定的限度,而不是無限制的偏離這個平臺,有時還很難分清究竟誰對誰錯。我調解過這樣的一個案例:原告方是一個彬彬有禮、舉止優雅的人,提出的訴求也都是合法合理;而無論身份地位還是經濟狀況都一般的被告,顯然被原告的氣質和態度所感染,很快的就達成了協議,握手言歡。
      當然,人情和面子都有一個前提,那就是雙方都認可的道德底線。如果有一方或雙方突破道德底線,不理對方的人情和臉面,那么雙方的角力就進入了另一種狀態中。俗話說:死豬不怕開水燙。“不要臉”這種策略是有一定風險的,它可能可以獲得比預期更好的目的,也可能更差,這完全取決于雙方實力的角力情況。
      隔壁的同事調解過這樣的一個案例:原告方是一位老婦人,曾經參過軍,性格潑辣而倔犟,同來的兩個女兒也是此種性格。被告方是一個小公司的負責人,溫和也怕事,同來的老婆卻潑辣而傲慢。案件還沒有開始調解,雙方就已經吵起來了,并且愈演愈烈。雙方不但互不給面子,甚至幾乎有肢體語言,好在被同事勸開。原告的損失按法律計算就大概三、四千元,但原告的要求是至少要兩萬元;而被告在原告的步步逼迫下也愿意賠償一萬元;雙方就此僵持了。原告的女兒恐嚇被告:如果不賠到兩萬元,她就把母親放在對方公司門口,不再理睬;而被告的老婆也放出話:最多就給到一萬元,如果不想拿就等法院開庭判決。雙方繼續爭吵,同事勸說原告方接受一萬元的賠償數額,原告不同意,于是就讓雙方回去冷靜思考,等法院開庭判決了。
      雙方已經撕破了臉面,突破了底線,沒有了道德平臺,因此也就沒有調解的部分基礎了。當道德平臺無法起作用時,就是法律論證在起作用,同事事實上也給雙方做了周到而細致的法律分析。如果連法律論證也無法起作用,那么也就只有等待開庭判決了,因為雙方已完全失去的對話的基礎和平臺。
      但是過了幾天之后,雙方又主動來到了法庭,就一萬五元的賠償款達成了協議,這表明同事的權利介入和法律論證在人情和面子機制失去作用后,還是起到了作用。
      這個案例中的人情和面子機制之所以沒有起作用,是與雙方的“權力”差距有很大關系的,盡管這種“權力”是非正式的,隱性的。原告在調解中不理一切的洶洶氣勢;原告可以不顧生死的躺在被告公司門口;原告不拿到心儀賠償款就要永遠纏住被告······這種種的言語和行動都給被告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只要賠償款還沒有超出能力范圍的話,也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因為即使判決下來不用賠償一萬五元,他也料到了原告會無休止的纏住他,而他是耗不起這個時間和精力的。
      但也并非每個案件都有這么好運氣,如果雙方的“實力”相差無幾,那么原告這種漫天要價可能就得不償失了。
我調解過這樣的一個案例:原告按判決能夠得到的賠償款就七千元左右,但調解被告愿意給他八千元,可是原告少于一萬元不同意。原告是貴州人,被告是福建人,雙方在撕破臉皮之后也就沒有什么人情可講了。等判決下來,原告依然只得到七千元,于是不服想提出上訴,此時被告為了早點回去上班,就提出仍愿意賠償八千元,原告再也不咄咄逼人,而是沉默的接受了。
      在這個案例中,原告在被告面前除了道德優勢,就再也沒有其它優勢了。因此,當他撕破人情和臉面之后,他就沒有任何退路了。如果不是最后被告本身的一些顧忌,那么原告將會一直被動到底。
      所以,這里涉及到在一個調解前提的問題。如果雙方都認可道德標準的,那么可以從人情臉面開始談起;如果雙方都認可法律標準的,那么可以從法律規定開始談起。如果一個談道德,一個談法律;或一個談事實,一個談規范;那么要從容易勸說的一方入手,轉移話題或制造共同話題,使雙方回到同一個平臺和運用同一套話語標準。如果任雙方各說各的,那么就必然導致沒有共識的爭吵,必然導致分歧越來越大。當然,幾乎每一個案件都不會單純的只涉及道德標準或法律標準,而可能在有些賠償項目上是看人情面子,在有些賠償項目上是看法律規定,因此更多的可能是一種混合的適用。
      這要求我們在調解時要經常注意到雙方話語的切入點,并且要適當的轉移策略。一般文化層次較低的當事人多從道德層面切入,而文化層次較高的當事人多從法律層面切入,文化素養的差異注定了他們關注問題視角的不同。而且當人情和面子無法起作用的時候,往往要轉移到專業的法律角度上來,因為這是文化層次較低的當事人所不熟悉的領域,法官的闡釋會有一種震懾的效果。而法律規定解釋無法起作用的時候,往往要轉移到工作事業精力的發展角度上來,因為文化層次較高的當事人往往不愿意花費太多的時間精力在這些負收益上面,這種對比會給他一定的啟發。一千元對于第一種人可能是一件大事,因此要利用法律輔助解釋它的得失;但對于第二種人可能是一件小事,因此要從長遠角度來激發他的事業心和“虛榮心”。
      調解中,各種人情、面子、規則、資源和權力技術是處在一個流動的過程、博弈的過程,因此我們也就要經常注意到這些流動的變化及影響,并且做出合適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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